十二月末， 柏林的冬天冷得刺骨，风刮过来让骨头生疼。
    许灼华裹着厚厚的羊绒大衣，站在电影节组委会大楼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 冷空气灌进肺里冻得生疼。
    她手里拎着一个皮箱， 箱子里装着《北平廿四戏子》的拷贝和相关资料， 这是她第三次来这栋楼了。
    前两次都被挡在门外，第一次说要找的人不在，第二次说选片工作已经结束了。
    但许灼华知道还有两个多月才到柏林电影节， 哪有那么快选片结束，这不过是他们的托词而已。
    今天她特意托了在柏林的老朋友帮忙，才拿到了一个非正式的会面机会。
    接待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 头发花白，正在翻看桌上的文件， 许灼华走了过去， 用德语打了个招呼：“施耐德先生，我是许灼华，港岛山海影话的。”
    施耐德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把文件合上：“许女士，请坐。弗兰茨跟我提过你， 说你有部华语片想推荐？”
    “是的， ”许灼华在他对面坐下，把皮箱放在脚边，“这部电影叫《北平廿四戏子》， 是内地一位年轻女导演的作品，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群女戏子的故事。”
    “内地？”施耐德的眉毛挑了起来，“华国大陆的电影？”
    “对。”许灼华点头。
    施耐德靠回椅背，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：“许女士，我们今年的选片工作基本上已经要结束了，入围名单下个月末就要公布，现在再塞一部片子进去，恐怕不太合适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时间紧迫，”许灼华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答复，“但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，它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在华语电影里都是顶尖的。”
    施耐德笑了笑，客套地摊开双手：“许女士，你是亚洲选片顾问，你推荐的片子我们当然重视，但问题是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华国内地电影，我们确实接触得不多，说实话，我们对那边的电影工业并不了解，观众也不熟悉。”
    “不熟悉可以了解，”许灼华接道，“电影节存在的意义不就是让观众看到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吗？”
    施耐德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许女士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别介意，柏林电影节的定位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们侧重的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，内地的片子，”他斟酌着措辞，“意识形态上的东西，我们的评委可能会有顾虑。”
    许灼华心里明白他在说什么，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了，西方人看东方，尤其是看内地，总带着有色眼镜，在他们眼里那个才改革开放没多久的内地能拍出什么好片子。
    “施耐德先生，这部电影讲的是人性，是在战争年代里个体的挣扎和牺牲。”许灼华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。
    “我相信你说的，”施耐德站起身来，做出送客的姿态，“但我真的帮不了你，选片委员会的名单已经定了，我没有权力临时加人，如果你愿意可以明年再试试。”
    许灼华只能无奈地站了起来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她知道再多说也没用，这个人已经给这片子判了死刑，不是因为电影不好，而是因为电影来自华国内地，仅此而已。
    走出大楼的时候，天空飘起了雪，细细密密的雪花落在许灼华的头发上、肩膀上，很快就化成了水渍，她站在台阶上，看着眼前灰蒙蒙的街道，深吸一口气，冷空气刮得嗓子疼。
    她在柏林已经待了一周多了，见了不下八个人，几乎八个人都给了她差不多的答复，什么“时间来不及”、“名单已经定了”、“内地电影我们不太了解、明年再试试”，客气的会说得委婉些，不客气的会轻蔑地告诉她，华语电影在柏林没有市场，别浪费时间了。
    有个年轻的德国评委甚至问她：“华国人也会拍电影吗？我以为你们只会拍功夫片。”
    许灼华当时差点没忍住，想问他是不是也只以为德国人只会发动战争，但她还是忍住了，毕竟她是来求人的不是来吵架的。
    她拎着皮箱走进街边的一家咖啡馆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要了一杯热咖啡暖暖手，咖啡馆里人不多，暖气开得很足，窗户上蒙着一层水汽，外面的雪越下越大。
    许灼华把咖啡杯捧在手里，盯着窗外发呆，她做这行二十多年了，什么样的碰壁没经历过？当年她推《剑气》去戛纳的时候，那个法国选片负责人连看都不看，说武侠片是垃圾，不值得他浪费时间。
    她专程飞到巴黎，堵在那人家门口，硬是逼着他看了二十分钟，看完那二十分钟，那人的态度才松动了一点。
    后来《剑气》拿了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，那人还专门打电话来道贺，说是她的坚持让好作品被看到。
    坚持，这两个字她说了一辈子，也做了一辈子。
    华语电影想走出去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有人一次一次地撞墙，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。
    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人名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，这些都是她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人脉，她用笔划掉了今天见的施耐德，往下看，还只有三个人没见。
    其他一个是曾经公开声明鄙夷华国人的，找他完全没戏，另一个不住在柏林。
    许灼华目光落到第三个名字上，艾尔莎韦伯，一个德国女导演，曾在七十年代拍过一部关于战后德国女性的电影，那年拿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，今年正好是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成员之一。
    许灼华想起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论坛上和艾尔莎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时两人聊了几句，艾尔莎对东方电影表达过兴趣，说她很想看看东方女性在银幕上的形象是什么样的。
    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试试，许灼华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起身结账离开。
    ＊
    柏林电影学院坐落在城西，许灼华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才到，她在学院门口登记了访客信息，被告知艾尔莎韦伯教授今天有课，要到下午四点才能见人。
    许灼华看了看表，现在才一点半，她决定在学院里等。
    学院的走廊里挂满了各种电影海报，有德国的、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、美国的，没有一张是华国的。
    她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，把皮箱放在脚边，闭上眼睛养神，两个半小时的等待并不算什么，她等过更久的，当年为了见戛纳的一个评委，她在人家酒店大堂整整等了八个小时。
    四点一刻，艾尔莎韦伯的课结束了，学生们陆续从教室里出来，许灼华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朝教室走去。
    艾尔莎正在讲台上收拾东西，她今年六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精神头却很足，许灼华敲了敲门：“韦伯教授，打扰了。”
    艾尔莎抬起头，打量了她一眼：“你是？”
    “许灼华，港岛山海影话的，我们在1983年罗马的那个电影论坛上见过。”许灼华走进教室停在讲台前，礼貌开口道。
    艾尔莎想了想，脸上露出一丝恍然：“哦，我记得你，亚洲选片顾问，你把那部武侠片推进戛纳的，对吧？”
    “是的。”许灼华点头，“没想到您还记得。”
    “那部片子我看过，很有意思，”艾尔莎把文件夹装进包里，“不过我猜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叙旧的？”
    许灼华笑了笑：“您看出来了，我这次来柏林，是想推荐一部华语电影参加今年的电影节。”
    艾尔莎的动作停了一下，抬眼看着她：“华语电影？港岛的还是台湾的？”
    “内地的。”
    艾尔莎沉默了几秒：“内地？华国大陆？”
    “对。”许灼华早就习惯了外国人一说起华国影视时的这种反应。
    艾尔莎背起包朝门口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许女士，我不是选片委员会的人，我只是评审团成员，入围名单轮不到我来定，你应该去找组委会的人。”
    “我找过了，”许灼华跟上她的脚步，“他们都拒绝了我。”
    艾尔莎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她：“那你来找我有什么用？我帮不了你。”
    “我只是想让你看看这部电影，”许灼华直视着她的眼睛，“您可以先看看这部电影，如果您觉得值得，希望能给这部电影一个机会，一个让他们哪怕就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机会。”
    艾尔莎挑了挑眉：“许女士，每年有几千部电影想进柏林，每个导演都觉得自己的片子值得被看见，我凭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？”
    “因为这部电影跟您的电影有些相似。”许灼华认真说道。
    艾尔莎愣了一下：“相似？哪部？”
    “《废墟上的玫瑰》，”许灼华报出了艾尔莎1972年的代表作，“您在那部电影里拍的是二战后德国女性的处境，她们被自己的同胞
    视为叛徒，因为她们在战争期间与占领军有过来往。”
    艾尔莎的脚步彻底停下了。
    “那些女人被剃光头发，被游街示众，被唾弃，被抛弃，”许灼华继续说道，“但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叛徒？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活下去？有多少人其实在暗中帮助过自己的同胞？但没有人在乎，因为她们的名誉已经被玷污了，她们的声音被淹没了。”
    艾尔莎转过身来，目光看着她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    “我想说的是，我手里这部电影，讲的也是一个女人、一群女人的故事。”许灼华从皮箱里拿出一份影片简介递给她，“她们都是戏子，其中一个叫赛牡丹，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城里的一个名角儿。”